再结合程朱对《论语》予欲无言一章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出默识的内涵包含有两个维度的意义。
40这一模式对现代中国思想影响极为深远，以致其后的中国思想界普遍接受了历史进化论。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①尼采此文被称为反历史主义宣言，虽然他并未使用历史主义这个词语。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数条都或隐或显地描述了三代历史中的文质损益。所以，除去与三才、三正相对应之外，三而复给出文质关系更复杂的历史形态，故董仲舒之后凡言文质者，更喜欢讲三而复。28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第74—82页。
在汉代的类似论述之间53，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将以忠救文敝用于对秦汉之际历史的分析，认为秦之败正在于未能救周之文敝，反以严刑峻法加重其薄，而汉兴则能以忠救文敝，故得天统。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像西方那样来自一神教的线性史观，而是来自始终尊重自然的巫史传统。六经作为后世学术研究的重心，记载了三代先王治理天下之迹，上古华夏政教之制，一直是后世政教的典范，促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传承和发展。
中华文明的演化，经历了上述从巫觋型圣王到德智型圣王的发展过程，两种不同的圣王有着明显区别。在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能够通过耳朵听闻神的声音、并发布他独享的通达神意的人，只能够是具有巫觋身份的部落首领。华夏民族中圣的神力与王的权力是如何完全统一起来的呢？这其实经过了一个绝地天通的历史事件。同时，圣也是一种道德精神的高尚与自觉。
诸子将自己的思想，附为对上古圣王思想的转述与阐发。而早期儒家为六经所作的传记，将这些具有巫觋性质的古代圣王进一步理性化、道德化，使得圣王具有崇高的品德和无穷的智慧，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
春秋战国后，中华文明史、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开始形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主体论。中国传统哲学也往往以有用性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圣王之道的长期演变发展，衍化发展出一种由心性通达天道的实践理性，明显不同于西方的超越自然感性的实践理性。法家心目中的圣人是各自理念的代表，将自己推崇法治的政治主张也归因于圣王。
如果进一步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帝王世系，或者是探寻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均可发现他们具有巫觋的性质，在传说中被认为是既有通天神力，又有统治权势的首领，是华夏早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具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具有以下理性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与上古先王的政教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天之命与人之德具有内在联系，故而他们逐步地强化了以德配天的人文信仰。
聖在上古表示一种超凡的巫术能力，他们能够听到神明在自己身边耳语而发出的指令。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传述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后来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王的巫术神通逐渐转化为与德性、智慧相关的人文理性。综上所述，先秦的内圣外王之道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其一，是六经记载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内容包括了上古先王开拓华夏文明的超凡能力与历史轨迹。
当诸子百家讲求内圣外王之道时，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闲情逸致，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经世情怀学以致用，以实用为目的。先秦诸子从三代先王那里提升出来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文理性色彩。《庄子·天下篇》并不主张思想的多元性，而是希望能够超越彼此之间的思想差异，最终走向内圣外王之道的整合与统一。先秦诸子将上古归于圣人的巫术能力，提升为一种理性精神的睿智与德性，认为这是他们能够达到与天道合一的根本原因。两种不同的圣王有着传承的关系，先秦诸子所论述的圣王，尽管已作了理性的提升，但是圣所具有神通的原始意义，仍然隐含并延续着。圣从巫觋聆听神训的聪明，逐渐转化成了正确判断客观事物而聪明。
另一方面，这种理性精神因源于圣王之道，故而又有鲜明的人文化、功利化、道德化的特色。墨子认为圣王必尊鬼神，这是对华夏古国之王具有巫觋神通能力观念的继承。
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主张说成上古圣人、圣王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丰富多彩的诸子学，均可以内圣外王之道一语概括的原因。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内圣外王 。
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华夏早期巫觋型的圣王，经过轴心时代诸子学的哲学突破，建构了德智型的圣王。
黄老之学希望将道家的学说推广运用到国家治理上，所以也将自己的主张描绘成圣王之道。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理性进一步强化，圣王恰恰是那些具有坚定道德理性的君主。因此圣人成为轴心文明时代的最高人格典范，圣人的言说也就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为了区别儒家的先王圣王，韩非子直接称自己的理想圣王为圣人。
到了春秋战国的轴心文明时代，思想、哲学的突破成为核心问题。探讨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圣字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崇圣传统，是具有巫觋文化的源头的。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原初形态，中国哲学不同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征就是一以贯之地对内圣外王之道的阐发。所以说，上古文献中的圣王，是兼合神通与部落首领为一体的。
早期华夏文明的巫觋形态具有自己的演化过程、特殊形态和文化特质，并进一步产生了历史悠久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学术形态和思想传统。其二，是诸子表达中的内圣外王之道，他们各自从六经中提升出的更有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的学术思想体系。
由于重、黎的绝地天通，氏族部落首领垄断了与神沟通的神权。圣字保留了巫觋以来的神通特性，是巫觋型圣王的人神一体状态的转化与提升。周朝的统治者特别强调道德理性。先秦诸子为了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终结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的思想主张。
六经是三代先王之政典，记载了巫觋型圣王建构的礼乐制度在孔子看来，只有圣王才是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主体，而自己不过是述而不作的效法者。
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圣外王之道，进一步强化了前轴心文明（从炎黄尧舜到夏商周三代）与轴心文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重、黎的绝地天通，氏族部落首领垄断了与神沟通的神权。
另一方面，这种理性精神因源于圣王之道，故而又有鲜明的人文化、功利化、道德化的特色。春秋战国后，中华文明史、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开始形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主体论。
